宋代十分著名的笔记——范公偁所著的《过庭录》——里头有这么一条：“吴人孙山，滑稽才子也。赴举他郡，乡人托以子偕往。乡人子失意，山缀榜末，先归。乡人问其子得失，山曰：‘解名尽处是孙山，贤郎更在孙山外’。”这是个近千年以前的小故事，没有什么动人的情节，也没有什么深刻的情感，可它竟真的流传了上千年。“名落孙山”还成了各个时代童子老媪都能解会其义的四字成语。为什么呢？

因为科考是社会阶级唯一的流通机制，人人都想着这活儿——连不读书的人也想。

剥夺这人，授与那人

《清稗类钞·门阀类》里有一则记载：灌阳唐景嵩、唐景崇、唐景崶三兄弟先后在同治年间考取了进士，也都在殿试中成绩斐然，点中了翰林，算是功名难得了。可是三兄弟的父亲唐懋功是个举人出身，从来没有通过礼部的会试、更上层楼。老头儿每试一场，就要发一顿脾气。听人夸赞他有子“跨灶”，更会认为人家有意讥讽，怒急攻心之下，还会动手。每到考期将至，唐懋功都要搬张椅子坐在大门口，拦阻儿子们应聘去阅卷：他怕他们去了，这一科做父亲的就得回避，就失去一次应考的机会了——迁延一次，再等大比之期，又得三年，老头儿可是等不及的。

殊不料人算未若天算，忽然有一年，上谕下来，封了唐懋功的官诰——这当然都是因为三个儿子任官称职所致。可是，按照大清律例：凡是荣膺诰命的人，就不得再参加乡试、会试之类的国家考试。赢得一副官诰——在唐懋功而言——反而是彻底断送他老人家挣一身功名的机会。此老盛怒之下，抄起门闩，见了儿子就打，吓得三位翰林窜入邻宅躲避，久久不敢回家。可见中国人的“功名观”不只是得到什么样的荣华富贵就满足了，这一套行之既久的考试制度也不会因为某一种考铨的方法改变了，就有了革新甚或革命的机会。

唐宣宗喜欢用进士出身的人做官，对明经出身的则总是睐以白眼。每于接见朝臣之际殷殷垂询：“登第否？”如果回奏是进士及第，宣宗还会很高兴地追问其人：当初考官是谁？考题如何？应考者又是怎么答的卷子？有的臣子不是进士出身，皇帝就会叹息良久，好像这臣子犯了什么不大得体的错似的。有个知名的文士田询有一次代替仆射郑光写奏疏，宣宗看了大表赞赏，想封他做翰林学士，可当朝一问，发现田询没有科名，皇帝又叹起气来，终田询一生，没放着一个像样的官职。

不论用什么方式拣选甄别出“够资格进一步受教育的人才”或者是“够资格在国家机器中任官的人才”，都是巧立名目而已。其本质就是“在剥夺了一部分人某一机会的同时，将这机会授予另外的一部分人”，没什么更了不起的道理。这种剥夺和授予既属本质，就不会因为人处身封建王朝八股取士的时代，还是民主共和自由竞争的时代而有所差别。考试之所以成立，本来就是为了让有限的人成为这个社会里的塔顶、塔尖，——一个不断将过剩的人口从得以分配较多社会资源的场域驱逐、淘汰的游戏。除非我们彻底不要建构一个成天到晚讲究发展、进步、竞争力、追求卓越等夸夸其谈之目标的社会，否则根本抛不开也舍不得抛开那种透过考试而建立的种种生命价值。